行路难——牌照究竟给直销企业带来什么？

　　三．从企业申牌、获牌窥直销商业本性
　　直销既然是一种商业模式，自然也反映它固有的商业属性。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这种理念在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根深蒂固，它暗示社会问题并不是公司管理层需要操心的，商业的唯一目的是创造股东价值。另有人则认为，企业应该担负社会责任。但两种观点都以不同的方式忽视了社会问题对企业经营成功的影响，而且扭曲了公司对社会福利的贡献。直销公司必须认识到社会问题对实际业务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公司战略中。由此公司需要以明确无误的语言阐述其社会贡献和公司的最终目的。这样的表述方式需要比“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这种说法更周到和深刻，也需要超越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我辩解层面。这有助于将直销公司和社会的关系视为一种默示的社会契约，你可以说是卢梭社会契约论在直销公司环境的应用，这份契约包括义务、机遇以及相互的利益。“商业的本质就是赢利”思维掩饰了两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首先，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对直销公司业务起着本质作用，但也不是无关轻重。从保护直销公司利益的观点而言，忽视公众情感的直销公司容易受到社会的谴责。此外，社会压力还可以较早地揭示决定直销公司赢利的关键因素：例如直销公司必须遵守政府的监管和公共政策环境；消费者对某些商品的偏好；对员工的激励以及希望参与创业计划人员的真实意愿的体制保障。
　　将社会问题尤其城镇人口就业问题、下岗人员再就业问题纳入直销企业战略之中。直销毕竟是做人脉的生意，因此应该是人性化的创业管道，脱离广大普通直销人的实际状况而发展的直销公司在中国是没有长远生命力的！
　　直销牌照对直销公司的业绩没有正相关系！即拿牌与否并不是决定业绩好坏的根本原因，只要企业正当合法经营，未拿牌企业业绩好于已拿牌企业也无可厚非，拿牌只是意味着企业多了一种营销途径，但并不意味业绩的上升。目前拿牌企业受到的限制的确大大多于未拿牌企业，这使很多企业以申请牌照为掩护放开手脚做业绩，而运营机制却与法规相冲突，但这件事“不能较真儿”。目前我国直销状况就是：监管相对模糊，只要没有投诉和举报、不出纰漏，一般情况下相安无事。
　　政府相关部门只能管已拿牌企业，如果社会人士觉得未拿牌企业有一些不合规定的行为，可以向所在地工商部门举报。” 就法律层面而言，未拿牌直销企业还不是直销企业，不适用《直销管理条例》管辖，这是目前法律监管的一个盲点。
　　近期，商务部频繁发文规范直销市场，现在整个行业处于调整状态，对于企业内部来说，经销商流失严重成为拿牌企业最头疼的问题。拿牌企业在与直销法规接轨过程中，团队计酬转向单层次的计酬模式，必然损害经销商的利益。据说在转型过程中，有几家外资企业虽然拿出几个亿来帮助经销商过渡，但是经销商流失还是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股市的火爆让直销行业的很多资金流入了股市。表现在经销商层面，经销商进入直销是想赚钱的，怀揣“暴富思想”的人还大有人在，与其在受限制的直销领域里“圈钱”，还不如到牛气冲天的中国股市里去走一遭。中国直销“阵痛期”的苦痛是全体直销业人士必须经受的，路难行仍要行！

　　四．政府相关部门和直销企业应有共识、携手渡过艰难时局
　　针对直销市场变化中的种种现象，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也认识到必须通过指引以规章的形式细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如直销企业登记、服务网点设立、直销员招募培训等，对直销市场建立行业自身监管机制，才能更加规范地引导直销行业健康发展。但仅仅这些是不不够的，现在很关键的一点是直销牌照的地域限制问题，除了雅芳外其他的拿牌企业均面临这一问题，在国际上凡颁布直销牌照的国家唯中国有此规定，我们相信政府这样制定自然有它的考虑角度而且是善意的，问题是这样施行的结果使拿牌企业要重新布置它的服务网点、经销商队伍需要调整，原有经营模式和新经营模式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并存现象等等，有关部门的执法来说也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需知那些未拿牌公司及不法公司的操作是不受任何地域限制的，这对拿牌企业业务发展是个拦阻！直销牌照的颁发理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获牌企业的实力提升的一种契机，政府的牌照应使直销企业认识到：努力整顿、争取早日拿牌是企业立足、发展的必须而绝不仅仅是多种选择之一种！
　　政策的完善、执法的公平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解决，政府也在做很大的努力，这实际也不单纯是直销行业存在的个性化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共性问题。我们在不断强调市场的自由化的时候，如果没有社会的民主化作为基础，行政垄断和高度的行政管制不能退出舞台的话，这种自由化的局面是很难实现的。这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直销行业问题，因为在整个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体制转型的关键是经济的自由化、减少交易的障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承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正当性、对内对外信息的开放等方面。没有这个基础，直销业的全面放开和存在的根本问题仍然解决不了